我們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愛因斯坦
撰文｜方在慶
愛因斯坦曾幽默地比喻科學：“或許科學如同矜持的繆斯，她作為靈魂摯愛時遠比成為謀生手段時更顯其價值。”言下之意，科學需要自由，而非被規訓。換言之，科學需要一種輕松和自由的氛圍，而不是沉重的事務化責任。科學首先是熱愛，而不是義務。只有真正熱愛科學的人，才能窺見其中的奧秘。這種對科學的態度使他即便在專利局的沉悶工作中，依然能提出改變物理學面貌的理論。他的思維方式與當時的學術圈格格不入：他不追隨主流，也不拘泥于現有體系，而是以一種純粹的、好奇心驅動的方式，去解開宇宙的奧秘。
愛因斯坦一生都像位“不合群的思想者”，無論是在專利局埋頭苦干，還是在世界舞臺上呼吁和平，他從不迎合，也不妥協。他不是典型的學院派科學家，而是一位懷揣獨立精神、挑戰權威的思想者。
這種獨立不僅體現在科學研究中，也貫穿在他對教育、社會公正和全球和平的思考中。他主張教育應培養學生獨立的思考能力，而不是簡單地灌輸知識。他批評德國的強制教育制度，認為“強迫與責任感無法激發學習樂趣”，甚至提出極端的主張——廢除中學畢業考試。他認為，教育的真正價值不在于標準化的成績，而在于激發個體對知識的熱愛，使其成為真正的“完整的人”。他反復強調，好奇心是最脆弱卻最寶貴的學習動力，它需要被呵護，而不是被標準化考試扼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世界的探索欲望如同一棵脆弱的幼苗，只有在自由的環境中才能茁壯成長。他形象地比喻道：“以為能通過強迫和責任感來激發觀察與探索的樂趣，實在是一個嚴重的誤區。”
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的真正動力來自對自然奧秘的驚嘆，而非外部壓力。這種觀點打破了“勤奮+紀律=成功”的刻板印象。但他并不否定責任的重要性，而是強調責任感應當來源于內心的使命感，而非外部的強制。教育的目標應是讓孩子們在學習中找到快樂，而不是讓他們成為考試機器。如果教育只關心競爭，而忽視培養靈性與研究興趣，我們最終會得到一群精于考試但缺乏創造力的人。讓教育為未來留下真正有靈性、熱愛探索的個體，而不是被競爭壓垮的孩子，才是對社會、對人類精神世界最大的貢獻。
在社會公正方面，愛因斯坦像一位孤勇者，從不畏懼世俗的偏見。他關注少數族群的命運，批評種族隔離政策，呼吁消除偏見，構建更公正的社會。在中國處于積貧積弱的年代，他對中國的前景仍充滿期待，認為“創立一個獨立的中國無疑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這種全球視野使他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始終站在人類共同體的高度思考問題。
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思想同樣深刻。他深知戰爭的毀滅性，主張通過全面裁軍和建立超國家組織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他認為，科學的進步不僅是技術的飛躍，更是人類道德進步的體現。只有通過全球合作和文化交流，才能消除戰爭的根源，實現持久的世界和平。
愛因斯坦一生堅持的幾個核心理念是：一、對科學的熱愛與執著。在16歲的文章中，他清晰地表達了自己想投身數學與物理，尤其偏愛理論研究，因為它符合他的天賦和興趣。事實證明，他不僅實現了這個目標，還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宇宙的理解。即使晚年已功成名就，他依然在思考科學問題，從未停歇。二、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少年愛因斯坦強調自己傾向于抽象思維和邏輯推理，并希望進入一個能提供獨立性的環境。晚年，他仍然不依附于任何政權或群體，甚至冒著不討喜的風險為真理發聲，敢于批判核武器競賽和國際政治的不公。三、自由的精神。他在青年時就渴望擺脫束縛，向往科學研究的獨立性。晚年，他站在人類立場上，而不是以任何國家或身份的狹隘視角講話，強調真理與正義的普遍性。四、科學家與人道主義者的融合。年輕的愛因斯坦專注于科學，老年的愛因斯坦則將科學家的身份延伸為社會責任的承擔者。這并非背離，而是一種延續：他早年的理想是探索自然法則，晚年的理想是讓科學為人類服務，避免技術成為毀滅的工具。他最終并未僅僅滿足于作為一位科學家，而是成為一位勇敢捍衛真理、反對戰爭、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思想者。
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愛因斯坦的思想。
現代教育過度強調考試和標準化評估，而忽視了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愛因斯坦始終主張，教育的本質應是激發好奇心，而非訓練順從的工具。在AI（人工智能）崛起的時代，機械記憶已不再重要，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而非只會迎合考試的學生。
AI 正在重塑社會，但也帶來了失業、信息操控、軍事化等風險。愛因斯坦早已警告，技術若缺乏人道主義的指引，最終可能成為毀滅性的工具。今天，我們面臨的核心問題不僅是如何讓AI更強大，還有如何讓技術服務人類，而非被權力和資本濫用。
地緣沖突、核威脅、技術冷戰的陰影依然籠罩全球。愛因斯坦曾主張國際合作、裁軍、建立超國家治理體系，以防止技術淪為戰爭工具。如今，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超越國界的智慧，而非以武力謀求和平的舊思維。
在社交媒體時代，假新聞、極端觀點和群體極化讓理性思考變得越發稀缺。愛因斯坦始終堅持不盲從權威，倡導理性討論。在這個被算法操控的信息世界里，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培養獨立判斷的能力，而不是被情緒和偏見牽著走。
技術發展本應造福所有人，現實卻是財富和資源的進一步集中。愛因斯坦批評資本主義的不公，認為技術不應成為少數人的工具，而應為全社會帶來福祉。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逐漸取代傳統工作的今天，我們如何確保技術不會加劇社會不平等？這個問題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在當代科研工作者面臨重重困境之時，愛因斯坦的精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我們借鑒。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中，青年學者面臨“非升即走”的壓力，既要完成教學和科研任務，發表SCI （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承受同行競爭帶來的巨大壓力，還要在孝養父母和培養子女之間奔波。女性科研工作者甚至要在成家和成業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在這樣的環境中，愛因斯坦的精神尤為可貴——他在職業生涯的早期也曾經歷長期的學術邊緣化，但他始終保持獨立思考，專注于內心的科學探索。他提醒我們，真正的學術價值不在于一時的功利得失，而在于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不僅要紀念愛因斯坦的成就，而且要學習他的獨立精神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為了全面呈現愛因斯坦思想的多樣性，我特意將他的文章劃分為九個部分，每個部分突出了他不同側面的思考。然而，我必須承認，將愛因斯坦的思想進行分類存在一定的風險，這種劃分方式并非毫無爭議。某些文章涉及多個主題，或跨越不同的思考領域，因此在某些情況下，讀者可能會發現，同一部分的內容表面上看似互不相關。在參考了英文版《我的世界觀》《愛因斯坦晚年文集》《觀念與見解》《愛因斯坦論和平》的編排方式后，我決定采取以下結構：首先按主題進行分類，再根據文獻的發表時間將其串聯起來。對于愛因斯坦在同一題材或同一人物上提出的不同見解，我將它們歸納在一起，適時打破時間順序的安排。
在編譯過程中，我始終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力求準確傳達愛因斯坦的思想與語言風格。為此，我參考了《我的世界觀》《觀念與見解》《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愛因斯坦論和平》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許良英等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商務印書館，2013），日文版《愛因斯坦選集》第3卷《愛因斯坦及其思想》（湯川秀樹監修，井上健、中村誠太郎譯，共立出版，1974），以及大衛·E.羅（David E. Rowe）與羅伯特·舒爾曼（Robert Schulmann）合編的《愛因斯坦論政治》（Einstein on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值得一提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愛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愛因斯坦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是迄今為止最權威、最完整的愛因斯坦文獻匯編，涵蓋他的科學論文、書信、筆記、演講、回憶錄等，全面展現了他的科學成就、教育思想與政治觀念。該項目由加州理工學院和希伯來大學的學者團隊負責整理編輯，自20世紀80年代啟動以來，始終致力于系統收錄和出版愛因斯坦的全部學術與私人文獻。《全集》不僅是研究愛因斯坦思想及科學發展的核心文獻，更完整再現了他的科學探索與社會活動，折射出20世紀科學界的變遷及國際政治的風云變幻。對科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以及教育工作者而言，它無疑是一座取之不盡的知識寶庫。如今，該項目預計出版30卷以上，目前已推進至第17卷，涵蓋愛因斯坦截至1930年11月的書信與手稿。值得一提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與加州理工學院已開放部分卷本供公眾在線閱讀，使這一珍貴資源得以廣泛傳播。我有幸受到《全集》編輯委員會（總部位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厚愛，每當新卷出版，我常能在第一時間收到他們寄來的樣書，得以及時研讀，深感便利。多年來，研讀愛因斯坦的著作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當翻閱這些厚重的文集，無論是他嚴謹深邃的科學論述，還是風趣幽默的私人書信，都會讓我對他的思想世界產生新的理解和體會。
我特別感謝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學愛因斯坦檔案館學術顧問、希伯來大學原校長、物理學家哈諾赫·古特弗羅因德（Hanoch Gutfreund）。他年近九秩，但每天筆耕不輟。他是退休后才開始研究愛因斯坦的，到目前為止，已出版了近十本與愛因斯坦有關的著作。2019年夏天，我曾有幸成為他在上海舉辦的“天才相對論——愛因斯坦的異想世界特展”的學術顧問。展覽結束后，他邀請我訪問了愛因斯坦檔案館，使我得以帶回大量珍貴的復印件，并學會了辨認愛因斯坦的字跡及德文花體字。沒有他和檔案館專職館員貝克（Chaya Beck）女士及時且慷慨的幫助，許多疑難問題將無法解答。德國柏林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的白靈（Cathleen Paethe）女士幫我查找了許多在國內無法獲得的德文資料，奧地利維也納的艾麗斯（Alice Schmatzberger）女士和殷歌麗（Ingrid Fischer）女士總是在第一時間回答我的德語疑問。在此一并感謝！
我重新審校了本書的譯文，可以說愛因斯坦是德語大師，用詞極為講究，微妙之處很難完全傳達。比如，此前將“Plauderei über meine Eindrücke in Japan”譯為“閑談我對日本的印象”，雖大致傳達了原意，但“閑談”一詞略顯口語化，未能完全體現“Plauderei”的微妙語感。“Plauderei”意為“閑聊、漫談、隨筆式對話”，帶有一定的條理性和個人感受。綜合考慮后，我將其改為“漫談我對日本的印象”，以更好地反映愛因斯坦文章的輕松感與思考深度。
自《我的世界觀》問世以來，我始終對一些表述不夠準確的地方感到不安。為此，我不斷修訂譯文，力求在保留愛因斯坦思想深度和嚴謹性的同時，使中文表達更加流暢清晰。這一過程雖充滿挑戰，卻也讓我樂在其中。理解準確是第一步，如何準確傳達愛因斯坦的哲理性思考、語言節奏感及細微的語氣變化則是更高的追求。雖可望而不可即，但我心向往之。
愛因斯坦涉獵領域眾多，思想深邃廣博，真正理解其思想已需耗費大量精力，將其準確翻譯成中文更是難上加難。我深知我的譯文仍有不足之處，真誠希望讀者批評指正，以便不斷改進。
特別感謝楊振寧先生，他再次同意將其大作《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作為本書的序言。楊先生的文章深刻揭示了愛因斯坦的研究風格與精神世界，他的支持與鼓勵對我而言是極大的鼓舞。
在本書付梓之際，謹向幾位曾給予寶貴支持的師友致以誠摯的謝意。他們的認可與鼓勵，使我更堅定了不斷完善本書的信念。特向以下諸位致謝（按姓氏音序排列）：陳難先院士以物理學家的專業視角接受專題訪談，并撰寫長文熱情推薦；鄧曉芒教授撰寫專文，深入解讀愛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劉鈍研究員作為我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引薦者和長期鼓勵我投身愛因斯坦研究的前輩，給予我極大的信任與支持；周國平先生作為哲學界前輩，不吝嘉許，令人感佩。這些溫暖的回響始終激勵我保持對思想傳播的敬畏與初心。
此外，諸多學界與科普界同行亦給予熱情支持，特此一并致謝（按姓氏音序排列）：姬十三先生、江曉原教授、林群院士、劉大椿教授、劉莎女士、蘇青研究員、王渝生先生、邢志忠研究員、楊虛杰女士、尹傳紅研究員，收藏家顏明先生和《愛因斯坦全集》原主編舒爾曼博士。他們或撰文推薦，或言語鼓勵，既為本書增添廣闊視野，也展現出思想共同體之間的深切共鳴。
此外，我亦謹向幾位在本書出版過程中給予重要支持的友人致謝。楊振寧先生的秘書許晨女士在相關事務上給予了細致且周到的協助，楊振寧先生的夫人翁帆女士亦在文稿使用與相關授權方面提供了寶貴的幫助。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朱邦芬院士亦曾在推動本書早期傳播方面給予關懷與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感謝。
愛因斯坦的文字穿越時空，仍然為我們提供答案。希望這本書能帶領讀者走近一個更加真實的愛因斯坦，感受他的智慧、幽默與關懷，并從中汲取勇氣，去追尋屬于自己的真理。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只有忠于自我、追求內心熱情的人，才能真正為他人和社會帶來價值。”
注：本文為《我的世界觀（修訂版）》序言，《知識分子》獲作者授權發布。
作者簡介：
方在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紫江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1963 年生于湖北省天門市，1979 年入吉林大學學習物理，后轉向哲學與科學史研究，1991 年獲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在浙江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并先后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杰出訪問學者”、德國慕尼黑大學埃里克·沃格林講席教授、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研究，研究重點包括愛因斯坦思想，以及德國和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史。已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六十余篇，著譯二十余部，其中與愛因斯坦相關的論著與譯著逾十種。
BOOK TIME
《我的世界觀》
[美]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著
楊振寧 作序
方在慶 編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11月出版
